黄育聪:文化一脉中的天津气度

2020-04-22 来源:未知 责任编辑:-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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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文化气度往往是物质结构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天津也是如此。

   古代天津被称作“天津卫”,是北京的附属,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依附于北京,尚未形成独立鲜明的城市风格。 直至近代,天津因为地理位置原因被列为通商口岸,成为了内外经济沟通、中西文化互生的要地:“中外互市,华洋错处,轮艘懋迁,别开生面,为北洋通商要地。

   ”庚子事变后,西方列强更进一步虎踞天津加快租界建设,与此同时,华界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有意效仿租界发展规划建设新区,天津由此形成“租界与老城”共生共存而又对峙的“双城”格局。

   1928年,随着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天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商贸经济快速发达,一跃成为“华北商业中心”;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被民国政府设为“特别市”,与北平地位相同。

   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提升,推动天津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天津文人不断提升文化自信,二是天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日渐增强。

   中西、新旧等多种文化力量汇聚天津,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构,并在主导话语权的相互较量中,逐渐塑造出了全新的天津城市意象。

   人在城中,城在人心里,人与城的交流互动,构成了现代天津的独特气度,进而影响了其与北京、河北等地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 这些有组织、有认同、有影响的“天津性”文人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以严修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群体。 天津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受生产生活方式、教育教学体制、媒介文化传播等新式文化的影响,传统文人的言说空间被大大挤压。 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天津的政治、经济舞台,反而是利用其社会地位继续起到重要影响。 严修等组成“城南诗社”,追怀“高雅”文化传统,汇聚并形成意识强烈的乡土文化认同,同时以“实用”观为指导,将有限资源投入天津的现代化建设中,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发生适应性的功能转变,并在城市物质空间中为传统文化争取到“一席之地”,成为天津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独特的“中国经验”。

   二是以《北洋画报》编辑群体为代表的新式报人。 天津租界工商业发达,由此产生了一批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就职于现代金融企业的新兴阶层。

   有趣的是他们对电影、舞厅等“洋娱乐”方式并不感兴趣,而是普遍青睐于传统戏剧。 《北洋画报》编辑群体抓住了新兴阶层这一特点,强调画报的艺术标准与“以兴趣寄托精神”的理念,试图通过塑造“典雅”的“坤伶”形象,提倡与制定美学规范,培养与指导艺术趣味等方法,引导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审美追求。

   在新式报人的引导下,天津中上阶层接受京剧这样既有区隔性又符合其文化品位与身份地位的娱乐文化,形成天津“曲艺之城”的城市文化意象,并逐渐深入人心。 三是新式教育培养的天津新文化人。 天津新式教育起步较早,以洋务学堂为主,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学校,如法工结合的北洋大学、“允公允能”的南开大学、开女子教育先河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 这些学校培养出的一批新文化人,巧妙结合现代天津对戏剧演出的偏爱,寻找并开辟了一条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的、以话剧进行新文化传播的道路。 如长期活跃的南开新剧团,该剧团自创剧本并频繁演出,早期以描写天津世态人情为主,张彭春加入之后,塑造了“用非所学”的留学生形象,引导社会关注新文化知识者这个新兴群体。 南开新剧团还利用礼堂为舞台、采用新式布景等一系列方式,培养了一批懂话剧、会欣赏、遵守剧场要求的现代观众,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新文化传播空间。

   四是天津的通俗小说家们。

   得益于城市日益发达的商贸往来,天津人口“五方杂处”,主体则是华北各地农民,由此形成了浓郁的通俗文化特色,涌现出戴愚庵、李燃犀、刘云若等一批通俗小说作家。 他们往往偏好描写“南市”“三不管”等城市贫民区,着重描写世俗风情与市井娱乐,展现天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和心理状态。

   特别是刘云若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津味”的人物形象。

   他说:“把一切可惊可惧可怒的事,完全使之‘归哏’。 ”“哏味”高度概括了见多识广的天津人对世事人情皆付诸嬉笑怒骂的态度,而这正是现代天津城市的“俗”文化内涵。 天津不同的文人群体就这样共生共存而又独具风格,共同想象并建构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纷繁驳杂的天津城市意象:既典雅传统又新潮现代,既市井通俗又锐意先锋。

   这种文化气度不仅影响了现代天津城市的发展,更深刻影响了京津冀的交往交流,成为关注和讨论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代京津的文化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俗”文化的共同记录与书写。 晚清至民国初,京津旗人如王冷佛、蔡友梅、穆儒丐、徐剑胆、灌缨等,以京津报刊为阵地,创作了一批数量巨大的通俗小说。 此后,张恨水、刘云若、王度庐等人更进一步借鉴吸收了海派通俗小说的创作风格与营销方法,充分融合了风土人情、世俗典故,广获读者欢迎。

   京津通俗小说家们以“眼光向下”的启蒙观念,运用纯熟鲜活的京腔津味,真切记录了现代城市变迁中的思潮涌动、生产生活和文化更迭,通过构建沟通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感性共同体”,为现代文学语言转变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对“双城”差异文化空间的充分利用。 天津租界“法外之地”的独特政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现代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京津报人大多利用这种便利,大力发展现代报业,较好地实现了启发民智、传播文化、参政议政的作用。

   “五四”之后,左翼政治文化力量在京津兴起,因北京政治文化环境严格受控,于是纷纷将阵地转向天津租界,出版了机关刊物《当代文学》,并在《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各大报纸上,不断推出左翼文学作品,使左翼美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三是分工合作资源互补。

   北京有强大的学院智力资源,而天津则有面向全国影响力的报刊。

   两者分工不同,但又能互相包容,形成了京津文化合作的示范性模式。 如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在设立之初就有意借用北京文化力量,聘请吴宓当主编。 然而吴宓更专注于外国文学翻译,与其大众传播报纸定位发生冲突。

   随后,《大公报》改聘沈从文为主编,沈从文上任后,巧妙地挑起各种话题,引发“京海”之争;继任者萧乾则进一步调动北京各种资源进行“炒作”,很好地扩大了《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影响。 这种学院文化力量与现代报刊大众传播的深度合作方式,正是一种文化资源共生共存而又交流互补的充分体现,促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京派”文学与批评的兴起。 事实上,京津冀的合作远不止以上所列,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 源于北京学院文化理念、推出到天津商业实验、落地于河北乡土民间的文化合作模式,显然是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值得重视并探索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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